戴维·卡梅伦：从伊顿学霸到英国“接盘侠”，他是如何错失大英帝国的？
要想理解卡梅伦，首先得理解他的背景。他不是那种在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政治家，他是彻头彻尾的“特权阶级”。从小就读于精英云集的伊顿公学，又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拿了个哲学、政治学和经济学（PPE）的一等学位。PPE专业在英国政坛那是“神级配置”，阿扎尔·阿里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，学这个专业的人以后基本都能当宰相。卡梅伦深谙此道，但他并不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激进，也不像布莱尔那样亲民。他给人的印象是：彬彬有礼，甚至有点过于讲究绅士风度。
2010年大选，卡梅伦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。但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——英国当时面临着高达1600亿英镑的财政赤字。这就像是你接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餐馆，不仅要还债，还得想办法开新菜。于是，卡梅伦和他的财政大臣奥斯本启动了著名的“代际契约”政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“算笔账：你们这一代人活得好，是因为把成本转嫁给了下一代”。这项政策的核心就是削减公共部门开支，冻结公务员加薪，改革福利制度。这在当时看来是挽救经济的必要手段，但从某种角度看，这也是一种“吃老本”的悲凉。
在卡梅伦的执政中期，最让他头疼的政治难题莫过于苏格兰的独立问题。为了留住苏格兰，他在2015年搞了个苏格兰独立公投，这也就是著名的“一锤子买卖”。卡梅伦赌赢了，苏格兰留了下来，但这一仗打得太狠，他为了公投不得不承诺修改英国的法律，结果引来了法律界的一片骂声，甚至酿成了“桑格拉德诉联合政府案”。更讽刺的是，为了防止苏格兰人脱英，他强行推行了“人票制”替换“地区票制”，导致北爱尔兰获得了一票抵两票的特权。谁能想到，这种在内部纠葛中得来的权力，几年后竟成了催生他下台的催化剂。
卡梅伦最大的噩梦，发生在2016年6月23日。那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黑色星期五。他在唐宁街10号坚定地站在“留欧”阵营，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留欧的好处，甚至把这次公投描述为“既不简单、也不轻松、更非非做不可”。然而，民调显示的却是压倒性的“脱欧”。那天晚上，卡梅伦作为“少壮派”领袖，成了政坛的“背锅侠”。那个在球场上曾与贝克汉姆传过无数次好球的精英，在现实政治的残酷面前显得束手无策。第二天，他发布了辞职声明，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继托尼·布莱尔之后第二位在任内辞职的首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脱欧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动荡，而他作为曾经的精英代表，不忍心看着英国陷入深渊。
卡梅伦下台后，媒体依然关注着他。有趣的是，他并没有像其他落马政客那样黯淡退场。凭借他的人脉、文笔以及那种独特的“精英感”，他后来转战媒体界，成为了一家顶级出版集团的合伙人，甚至还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。虽然作为首相他没能完成统一欧洲的梦想，也没能保住欧盟成员国的身份，但他那种试图在传统绅士风度与强硬现实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，确实给那个动荡的时代留下了一笔复杂的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