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松堂下，一个哲学家的“自白书”
一、从中州“土包子”到西洋“博士”
我骨子里，是个河南唐河的“土包子”，从小脑子里装的都是“四书五经”“子曰诗云”。那时的我，觉得天下的道理，老祖宗都说明白了。可后来，时代变了，光靠这些老道理，似乎镇不住场子了。于是，我跟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，一头扎进了新学问里，还漂洋过海，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跟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先生念书。
那真是一次“开天眼”的经历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思想也可以像做实验一样，讲究逻辑、证据和方法。那时候年轻气盛，总觉得找到了“终极武器”，要用西方的逻辑手术刀，来给中国文化这个几千年的“老病号”动一次大手术，让它脱胎换骨。这个想法，现在看来有点天真，但当时的我，是真诚的。
二、我的“哲学大厦”：《贞元六书》
回到国内，在西南联大那段艰苦却思想无比活跃的日子里，我开始了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——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。我想干什么呢？说白了，就是想给内忧外患的中国人，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。这个家园，地基得是中国的，但砖瓦、钢筋得用上现代的、世界的材料。
于是，我吭哧吭哧地写了《新理学》《新事论》《新世训》等“贞元六书”。我试图把宋明理学的那套“境界”说，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新包装一遍。我自以为搭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哲学大厦，从个人修养到社会理想，一应俱全。人们可以在这座大厦里，既有理性又有情怀，“诗意地栖居”。那是我学术生涯中最自得、最意气风发的几十年。
三、时代列车上的“补票”乘客
可没想到，时代这趟列车，在1949年之后，突然换了个方向，还大大提了速。我这个老学究，拎着旧时代的行李，拼了老命想挤上车，生怕被甩下去。人家说，你过去的思想都是“封建糟粕”，得“洗心革面”，脱胎换骨。
于是，我开始了我漫长的思想“改造”过程。这个过程，怎么说呢？就像是让一个打算盘的老师傅去学写代码，脑子里的线路都得重接过。疼，而且经常“短路”。我写了无数的检查，用新的尺子反复丈量自己过去的一切，试图否定昨天的我。
比如在那场著名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我被推上台去讲“儒法斗争”，用我研究了一辈子的儒家来“反”儒家。现在回看，那是一个老书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一次尴尬而又必然的“转向”尝试。我像一个迟到的乘客，总想给飞速前进的列车补张票，证明自己没掉队。这种急切，让我说了一些今天看来需要深刻反思的话，也做了一些现在看来颇为滑稽的事。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弯路，也是我自述里最需要“自白”的部分。
四、重返书斋，最后的“作业”
风浪总有过去的时候。晚年，我又回到了我的书斋“三松堂”。人是老了，但心里那点“哲学癖”还在。我决定做最后一件事：重写一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这次重写，和年轻时完全不同了。我不再仅仅是做一个客观的学问家，而是把我这一辈子走过的弯路、摔过的跟头、经历的思想斗争，都融入了进去。一部哲学史，其实也是一个哲学家心灵的“忏悔录”。我试图用更宽广的视野，去理解历史，也理解自己。
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解开了多少难题，但起码，我把笔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或许，对于一个搞哲学的人来说，追求真理的过程，远比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更有意义。我这一生，不过是这个漫长求索过程中的一个标本罢了。